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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军机处是皇帝独裁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成为十足的君权的附庸，才会出现如乾隆帝所说“权衡悉由朕亲裁”、嘉庆帝所赞“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一切纶音宣布，地非断自宸衷。从下令臣下阻挠国是，……大权从无帝落”的君主极权之局面。
对于这种君主极权的局面，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得意的：“盖有是君，方有是臣。……昔人言，天下之安危系乎宰相。其言，实似是而非也！”
对于君权不折不扣的附庸——军机处，清廷亦是满意的。远在嘉庆年间，御史何烺首先以“现军务久经告蒇”由，认为“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奏请“更改”军机处“名目”。嘉庆帝当即予以严词拒绝：此“语殊不成话！……何元烺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即便在清末大改官制的高潮中，对于朝野众矢之的军机处，亦始终处于不容改变之列：以其“近接内廷，每日入直，承旨办事较为密、速，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毋庸复改！”
为什么清廷对于军机处会受不释手呢？清末有人作过较为准确的历史分析：“内阁之制，在前明有严嵩之奸，张居正之专擅，周延儒、温体仁之邪佞倾国。及至本朝，乾纲自秉，旧染一新。然以圣祖仁皇帝之天亶聪明，犹有鼇拜、明珠、索额图之小作威福。自设军机处，名臣贤相不胜指屈，类皆小心敬慎，奉公守法；其弊，不过有庸臣，断不至有权臣。……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君；若内阁，则权属于臣。”
但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有识之士，面对由于君主极权政治所造成的政治黑暗、思想锢禁，社会停滞、国弱民贫，以致出现落后挨打的局面，对于军机处这一附庸是取批判和否定的。道光年间的内阁中书龚自珍，就是其中之一。他在《上大学士书》中，对军机处就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内阁何以反为外廷乎？雍正后从内阁分出军机处故也。……军机处为内阁之分支，内阁非军机处之附庸也。雍正辛亥（九年，公元1731年）前，大学士即军机大臣也，中书即章京也；壬子（十年，公元1732年）后，军机处为谕之政府，内阁为旨之政府；军机处为奏之政府，内阁为题之政府。似乎轻重攸分？！……昔雍正朝，以军务宜密，故用专折奏；后非军事亦折奏，后常事亦折奏，后细事亦折奏。今日，奏多于题，谕多于旨，……绝非雍正故事！……自阁臣为闲曹、冗员，而并科臣亦成闲曹、冗员，……通政司亦闲曹、冗员！”他进而提出：“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此也”；力主“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专办六部之事，内阁办丝纶出内之事；停止六部（官员）送军机处，其由军机中书（即章京）升任部员后，不得奏留该处，立饬回部当差。如此，庶变而不离其宗，渐复本原，渐符名实。”
四、关于清军机处产生的历史背景刍议
军机处这样的机构会在清代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长期以来全力推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向前发展，这种专制主义的制度也相应地逐渐升高。所以说，军机处出现在我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自“秦置丞相、相国，以助理万机”始，虽然中经形成和名称上的演绎、变化，但“宰执”制度却一直不废。至明初，朱元璋决心结束这一制度，企图把一国军政大权集于己身，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诛丞相胡惟庸，遂罢中书省。”十五年（1382年）“仿宋制”，设殿阁大学士，赐“秩皆正五品”，为朱元璋“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题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等具体交办事务。这就是在我国历史上内阁制度的开始。为了巩固这一制度，朱元璋还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缮。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从而，在形式上结束了行之一千七百年的以宰相执政的制度。但是，由于正五品之内阁，“以其授餐大内，常侍天子殿阁之下”，与朱元璋的愿望相反，内阁的权势又日渐回升。对于这一情况，清人赵翼说得清楚：“明太祖诛胡惟庸后，废中书省不设，令六部各奏事。由是，事权尽归宸断。然一日万机，登记、撰录，不能不设官掌其事。故永乐中，遂有内阁之设，批答本章、撰拟谕旨，渐复中书省之旧。”由于明廷信用内监，又出现了另一情况：“明代首辅权虽重，而（司）礼监之权又在首辅之上。……虽首辅，亦仰其鼻息也。”就这样，“相权转归之寺人”。
清王朝，就是在因袭前明制度，总结其得失利弊的情况下，把中央集权制度推至顶峰。
远在关外时期，与女真族由奴隶制封建过渡相适应，满洲贵族以“出则备战，入则务农”的八旗“贝勒”会议决策主政。至“大金”政权建立后，仍以是制作为军事征战、生产组织、国政管理的三位一体的工具。在努尔哈赤临终前，还作了由八旗贝勒置汗和更换汗位的规定，造成皇太极继位后出现了与上三旗大贝勒四人轮流值月掌政的局面；甚至于在朝仪之上，“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的同等地位。皇太极便以“凡事都照《大明会典》行，极为得策”由，在天聪三年（1629年）四月，以明降臣为基干，设立“文馆”，从事翻译历代汉族王朝的典章制度，“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记国家政事，以昭信史”。在排斥三大贝勒之后，于天聪十年（1636年）一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翌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处理国家政事，建立了君权政体。
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性的政权。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以“勘酌往制”由，仿明制，改二品衙门的内三院为五品内阁，分立翰林院。皇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顺治十八年（1661年）六月，八岁的玄烨继位，辅政大臣以“先帝遗诏”为由，“率循祖制，咸复旧章”，废内阁、翰林院，复内三院旧制，开了个小倒车。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玄烨亲政。隔二年，诛权臣鼇拜等。康熙九年（1670年）八月，又废内三院，恢复内阁之制，并以此承旨出政。自此，奠定了清王朝以内阁为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历时二百四十二年。
关于清内阁的性质，清王朝的法典《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中均作为王朝的政府，大学士则相当于三代以来的宰相对此，乾隆帝曾清楚地指出：“明洪武因胡惟庸之故，改丞相为大学士，其实官名虽异，职守无殊。”雍、乾二朝当过多年内阁中书的叶凤毛也说：“国朝仍前明之制，以内阁为政府，大学士为宰执。”但观其职守，也只不过是为皇帝办理本章、充当顾问、举行大典、纂修史书等项具体事务而已。这就是当时人所说的，“大学士佐天子，理机务，得不时召见”；“天子有诏，则面授阁臣，退而具草以进，曰可，乃下。”其最大量的工作，则是处理公文：“大学士于军国，事无不统。其实，每日所治（之）事，则阅本也”；“内阁之职，同于古相。而所不同者，主票拟而不身出与事”。可见，它既无明内阁有“代天言”、“柄用专且重”的权势，更非今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责任内阁；而是君主专制之下的法定“政府”。
尽管内阁“不身出与事”，但到底还是一个班居六部之上、“表率百寮”的国家的法定政府，终究还具体办理制、诏、诰、敕和题、奏、表、笺等官文书而总揽了军国机要。因此，就必然为欲壑难填的皇帝所不容。早在内阁定制后的第七年，玄烨即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月“癸亥，始设南书房”于乾清宫内，建立了一个人数不定，“非崇班贵A、上所亲信者不得入”的非正式的御用机构，在陪皇帝赋诗填词、写字作画的同时，拟写部分机密谕旨。从而分去了内阁的部分机务。这些入值官员，名曰“南书房行走”。他们在宫禁之内、皇帝身边，从事军政机要活动，具有利于皇帝使用和控制等特点。这就成了半个世纪后产生的“军机处”的楷模。
清军机处所以会在雍正朝出现，是有其深刻的政治和军事背景的。
首先，是巩固皇帝的需要。
玄烨生有二十三个儿子。至康熙晚年，他们为了争夺皇位的继承而展开了无情的角逐：分结朋党，“骨肉生隙”，“彼此视若仇讐”。关于皇四子胤禛如何登上皇帝宝座，如何采取调包办法，虽然官书取避讳。但是，私人著述中，却有记载。诸如“圣祖病，世宗不离左右，侍汤药”，又“故为柔顺、贿通宫侍，圣祖为所蒙”，“及帝（玄烨）崩，弥留仓卒之间，允禛运动得遗命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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