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下）教学资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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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执笔批朱的往往不是皇帝本人，而是司礼监大太监（王当）。内阁在票拟皇帝诏谕时，要依据皇帝口授的命令，即批朱。批朱是由宦官中的秉笔太监，将皇帝口头指示用朱笔记录下来的，因此秉笔太监的权力很大。“口含天宪”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根据皇帝的旨意批答臣僚奏章，传谕诏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皇帝的代笔和代言人，这就为宦官借皇权操纵政务提供了方便。与司礼监的这种决策权相比，内阁的票拟不过是供他们参考的建议权。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皇帝多荒淫昏聩，他们往往深居内宫，不大临朝问政，而将宦官视作心腹，委以重任，故而曾几度出现宦官擅权的局面。内阁票拟也就形同虚设，诏令敕文几乎完全出于内宦之手。宦官专权，是皇帝极端专制独裁的产物。而它之所以专权，是因为其中的司礼监掌管内外奏章文书，并照阁票“批朱”。他们往往倚权仗势，擅自批答和窜改票旨。司礼监有了“批朱”权，便能代替皇帝批未内阁呈进的拟旨，这使得辅臣与司礼监内臣，实际上对立于皇帝宝座的两侧，形成了宫廷与内阁相互制约的局面。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让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内阁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不受损害和侵犯。而司礼监抓到了批朱权，其权力便延伸到了外廷，影响到了阁臣的职权范围。司礼监往往藉此专权乱政，操纵内阁，为所欲为，使自己的特权位居内阁之上。对此，清人赵翼曾评论说：“明代首辅权力虽重，而司礼监权力又在首辅之上。”阁臣为了保官晋秩，往往必须交结太监。例如嘉靖朝“奸相”严嵩的得宠，就与其善交内侍有关。随着明朝政治的日闪腐败，皇权与阁权的矛盾冲突日益尖锐，宦官的权力也急剧膨胀起来。在内阁与宦官的矛盾斗争中，皇帝往往更多地偏袒于后者。明武宗就曾明确指责内阁大臣说：“天下事哪里都是内官闹砸的？你们阁臣办坏事的十常六七，先生辈应当有自知之明才是。”崇祯皇帝更是多次对阁臣表示：“如果各位大臣都能殚心竭虑地为国家尽力，联怎么要倚靠内呢？”由于皇帝的心理天平严重地向宦官一侧倾斜，显然直接导致了后者对内阁辅臣的蔑视。嘉靖年间，一个内侍不无炫耀地说：“昔张先生（璁）进朝，我们要打恭；后夏先生（言），我们平眼看他；今严先生（嵩），与我们拱手始进去。”从嘉靖朝三任首辅对宦官的态度变化中，人们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如日中天和阁臣权势之式微。隆庆至万历初年，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先后辅政。当时虽说是阁权较重的时期，但徐阶却因为得罪了中官而被迫退位；另一辅臣高拱企图赶走司礼太监冯保，结果自己反遭放逐。而张居正则正是因为密结了冯保，才得以取代首者而为首辅。执政后，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就不遗余力地设法满足他的奢欲。至于后来在魏忠贤专权的时期，有的辅臣甚至不惜卖身投靠，成为“魏家阁老”，阁臣的权位更是为内监所操纵。当时，凡是内阁补用的大臣，大都要取决于魏忠贤。而中官与阁臣的勾结，又必然引发党派纷争。于慎行认为：“国朝既罢丞相，大臣体轻，以故政归宦竖，士鲜廉节。”这确实道出了当时的真实情状。
　　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泄漏机密、夤缘作弊者，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安置。”显然，朱元璋对朋党及内外官员勾结的打击不可谓之不严，但明代党争的激烈程度，却远远超过了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明代内阁中的首辅，因其所具有的拟旨特权，以及品位尊崇、接近皇帝和裁决机宜等特点，故而成为阁臣们竞逐、觊觎的目标。纵观有明一代，阁臣间的争夺排挤，明争暗斗，呈愈来激烈的态势，他们往往朋党台谏，纷争不休，并拉帮结派，互相吹捧或攻讦倾轧，形成朋党势力，倾陷的手段也越来越狠毒，常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别是自从嘉靖初年张璁以议礼入阁以后，阁臣间的争夺倾轧开始激烈，到了夏言与严嵩之间、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倾轧争夺，则更是达到了高潮。阁臣间相互拉帮结派，拉拢言官，攻讦不已，进而形在了后来的门户之争。客观上来看，这种阁臣间的纷争，对于皇室的统治是相当有利的。因为阁臣间的纷争，以及阁臣与宦官之间的争斗，使得他们彼此相互制约，皇帝高高在上，更便于平衡处置，统治起来便更加安全、省力，皇位自然也更形牢固。明王朝之所以能够维持近300年的统治，与此不无关系。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阁臣间无休无止的倾轧纷争，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却是极为不利的。悬想事势，遥度人情，朱元璋从巩固皇权统治的目的出发，意欲建立相互牵制、内外相维的官僚体制，却没有想到后世竟因此造成了朋党迭兴、党争激烈的局面，并最终导致明王朝国政的日趋荒废，以至走和衰亡。特别是明朝后期，整个朝廷坐视国是日非而振作乏术，终至内外交困，以至于亡。故此，晚明杰出的思想家黄宗羲认为：“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而今看来，这是十分中肯的说法。
雍正帝胤禛
　　雍正帝胤禛，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是康熙的第四子。康熙61年，45岁的胤禛继承帝位，在位13年，死于圆明园。庙号世宗。 胤禛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出现停滞的形式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复杂的社会矛盾，为胤禛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为后代的乾隆打下了扎实雄厚的基础，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顶峰。他的历史地位，同乃父康熙和乃子乾隆相比，毫不逊色。尽管他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但比起他的业绩来，毕竟是次要的。军机处的设置
　　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康熙帝在1677年(康熙十六年)在宫内设置南书房，又名南斋，抽调自己亲信的翰林官入房办事，替他起草重要的上谕或传达谕旨。这个机要班子的设立，实际上削弱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限，许多重大政务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许多重要的谕旨也不再交付内阁草拟了。雍正帝时，为了筹备镇压西北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又于1726年(雍正四年)在户部内设立军机房，在宫内的隆宗门内办公，1729年(雍正七年)正式改为军机处。军机处由皇帝选派亲信的满汉大臣共同组成，开始只是一个暂设的军事行政机构，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处理全国军政大事的常设核心机构，“军国大计，罔不总揽”(《清史稿•军机大臣年表》)。不过，军机处的裁决权完全出于皇帝，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设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徒具虚名，至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被乾隆帝明令撤销。内阁也形同虚设。　　
浅论清军机处与极权政治
季士家
　　清王朝在统治全国二百六十八年中，对于统治国家的政治机构，在沿袭前明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为它所必需的改革。渊源于康熙、建立雍正、定制于乾隆、亘存于清代的军机处，就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着。
　　军机处，是“办理军机处”的简称。它在我国国家机关发展史上，无论是从名称到形式，还是从它所起的作用到它所引起的结果，都是空前的仅见。
　　对于清军机处的研究，历来为人们所重视。特别是解放以后，我国史学界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并作出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对于它的设立时间、发展过程、历史原因，以及它的性质和作用，却至今仍处众说纷坛、莫衷一是。究其原因，诚如前辈所析：“谈到清代大政所出的军机处，近人颇多注意清代政治机构，惜依稀仿佛，不能得其真相。……此皆缘清代学风不甚注意当代掌故，清亡将及三十（注：现已过七十）年，老辈渐少，无人传述，但凭几种纪载的书，加以推想，当然不得要领。如纪载军机处之专书，有梁章钜《枢垣纪略》，光绪元年又经恭亲王增补，似乎可据，然军机处设立的年月，并无纪载。”近年来，清史学界似有以雍正八年（1730年）说为定论的趋势。基于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笔者不揣浅陋，冒陈片言，作为引玉之砖，以求证于学者、专家。
　　一、关于清军机处设立时间与发展过程初探
　　关于军机处成立于何时的问题，自清代至今天，一直存在有雍正七年（1729年）、八年（1730年）、十年（1732年）三说；有些记载，取含混的“雍正中”、“雍正时”、“雍正年间”的说法。由此，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军机处在发展过程中，到底有几个阶段、出现过几种名称。一般地说，持八年、十年说者一个共同点，都否定有“军需房”的名称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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