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师大版七年级历史（下）教学资料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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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科举制度高度适应了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隋唐以降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科举制创立之初，李世民曾有一句名言。他看着新科进士从门中鱼贯而入，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显然，李世民的眼里，不仅仅看到了新科进士是人才，而是看到了原来“各为其主”的英雄现在都拜倒在天子脚下。如果仅仅看到几十名鱼贯而入的新科进士，那远远达不到“尽”天下英雄的地步。唐太宗如是之言，说明他看到的不止是新登科的进士，而是看到他已经掌握了一种驱尽天下人才为专制集权的中央效命、为皇帝尽忠的最佳方法。所以人们才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可见，科举的最大成效，并不全在于“得人”，而在于是一种“笼络英彦”、适应中央集权需要的“长策”，即符合最高统治者要求的用人制度。理解了这一点，也就清楚了宋代以后的统治者为什么要把取士权通过殿试的方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里，把“英彦”变成“天子门生”。而且在国家危亡之秋，一方面抱怨书生无用，另一方面又坚持实行科举制度死不放手。很明显，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并不是看科举出身者的才能，而是看科举出身者对中央王朝和皇帝个人的忠诚程度。一直到清代，科举坚持了“心术”领先、才能其次的原则。“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贤之微旨，以观其心术；次用策论，使通达古今之事变，以察其才猷。”(《清史稿•选举志》)以经学家自居、重视学术的康熙皇帝，对“心术”和“才学”的关系极为明白，他说：“朕观人必先心术，次才学。心术不善，纵有才学何用？”精明干练的雍正，也曾经说过：“读书所以明理，讲求天经地义，知有君父之尊，然后见诸行事，足以厚俗维风，以备国家之用，非仅欲其工于文字也。”(道光朝修《科场条例》)可以说，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能够得到历代皇帝的青睐，盛行而不衰，不在于其得人不得人，而在于其对政治统治的维护。显然，究竟是由于进士科能够“得人”，进而才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呢？还是由于统治者的重视，进士出身者一般都能身跻高位而显得其“得人”呢？笔者认为，从历代对科举制度的批评来看，从科举制度的实施方式以及与此相关的铨选、考课和陟迁制度实施情况来看，后一种情况更接近历史实际。认为科举制度由于其“得人”才得到了统治者重视的观点，恰恰颠倒了因果关系。
三
　　任何政治统治都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支持。选拔官吏制度能不能长久实施，还要看其能不能得到和扩大对政权的社会支持度。在这一点上，科举制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从科举制创立之初起，就着力于打破官僚贵族世家倚仗门荫资历对官位的垄断，为庶族中小地主以至出身寒微的平民开辟了入仕途径，从而大大扩展了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
　　在汉代的察举、辟除制下，选拔出的官吏一般都出自地方名人，能够入选者必须以地方长官了解和信任为前提，否则，察举和辟除就无法操作。这种制度的局限，使得统治者的入选面十分有限，选官的范围实际上只限于地主阶级中的头面人物。不要说平民，就是普通的地主，如果不是在地方上非常知名，能够当官的机会实在渺茫。这种状况，对于统治者取得社会支持，具有明显的负面效应。在两汉，像朱买臣那样靠打柴放牛读书而进入官僚队伍的，只是极少的例外。两汉察举最主要的科目是孝廉，据有关学者统计，两汉所举孝廉可考者，官贵和富豪子弟要占到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参见黄留珠著《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是以家世定品，以门资入仕，寒族庶士无由登进。平民百姓进入官僚队伍的希望极小，对于加强封建统治，维持并保证社会安定，没有多少益处。科举制实施以后，这种选官范围过小的局面有了重大变化。凡是有条件读书者，都有了进入官场的机会。在科举制下，从唐代到清代，对于应考者的身份限制不多，除了作奸犯科、刑徒奴婢、州县胥吏、倡优艺人外，绝大多数人都在法律规定上具有参加考试的权利。从而可以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而且几乎全部都是能够为政权提供社会支持的人，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把自己变为统治队伍的后备军，进而把对封建王朝不满甚至反抗的潜在因素，转化成对其效忠服务的因素。特别是从宋代开始，通过殿试手段有意识地在考试录取中偏重贫寒，使其扩大社会支持度的作用更加显著。正如宋太祖所言：“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续资治通鉴》卷八)时人认为：“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燕翼贻谋录》)明确道出了这一作用。
　　从唐代开始，由于统治者对进士特别优待，在官吏升迁途径上大开绿灯，所以，从盛唐起，尽管有不少人对进士的品行颇有非议，认为进士“浮文而少实”，甚至有指责科举是“长浮薄之风，启侥幸之路”(见《旧唐书•贾至传》，《李德裕传》)。但整个社会风气，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对进士科极为崇尚。《封氏闻见记》称：进士出身者，“十数年间，拟迹庙堂”。中唐以后宰相，多为进士出身。两宋和明清，进士出身者更是在官吏队伍、特别是高级官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上有所好，下必盛焉”。在唐代，就有了“缙绅虽位极人臣，不又进士者，终不为美”的社会风尚(《唐摭言》)，引导着众多的读书人为此孜孜追求，苦读终生，老死寒窗，造就了大批的政权支持者，而且还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
　　科举制对统治基础的扩大，不能只着眼于选出了多少官吏，而要着眼于吸引了多少人踏上了读书求官之路。有唐一代，每年进士只不过录取几十人，两宋明清，三年科考中进士者也不过数百人。但是，何止成千上万的学童，从接受启蒙开始，就受到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之类的教育，他们自然是政权的衷心拥护者。当然，屡考不中的白发童生，也会发出怨叹。但他们所抱怨的，是自己时运不济，顶多是抱怨考官不识自己的锦绣文章，而极少抱怨制度不合理。统治者十分明白科举制度的这一妙用，乾隆年间当过会试副主考的裘日修说得非常清楚：“况天下之大矣，不以一途束之，则心思材力皆将妄有所用。今尽纳于八股文之途，其得者大小各有所就，其不得者亦必绳趋尺步，争相濯磨，于是民气静而士无庞杂。”(《乾隆三十一年会试录》)说穿了，统治者通过科举，追求的正是“绳趋尺步，争相濯磨”，“民气静而士无庞杂”的稳定局面。所以，直到晚清，戊戌变法要废除八股考试时，相当数量的士子不认为变革是好事，而认为是断了自己的前程，群起而攻之，视主张变法的康有为为“叛徒”。梁启超记录当时的情景说：“愚陋守旧之徒，骤失所业，恨康有为特甚，至有欲聚而殴之者，自是谣诼大兴，亦遍于天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一种制度到了弊端百出、非改不可的地步，居然还有这么多的衷心拥护者，从反面告诉了我们科举制“深得民心”的历史效用。
四
　　有效的政治统治，不仅要有足够的社会支持面，而且要能够造成稳定的社会环境。科举制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也有它特殊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表现在科举制实现了政治统治和社会教育的密切结合。
　　科举制的长期实施，使得教育制度与选官制度合为一体。在唐代实行科举制以前，教育制度主要也是为培养官吏服务，“学而优则仕”。但是，教育和选官是两个制度体系，二者不存在必然的衔接关系，读书可以入仕做官，也可以单纯为了修身养性，选拔官吏亦不以是否受过学校教育为先决条件。科举制实施以后，选拔官吏的对象必须具有“生徒”资格或相当于“生徒”。隋唐时的科举，凡没有生徒资格者，必须先经过州县考试，实际就是对通过州县考试者承认其相当于生徒水平。宋代以后，则参加科举考试者必须具有官办学校的生员身份。这样，学校教育成为法定的选官前提，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都不能脱离对方而独立存在。
　　教育制度和选官制度的一体化，在更深层次上，即文化层次上，实现了社会思想与统治思想的完全融合。进入这个体制的读书人，无论是否能够进入官场，其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不在于通过读书求“知”，而在于通过读书求“达”。思想的高度统一，而且是统一到统治思想上来，极大地保证了社会稳定。宋代以后，读书人绝少出现“异端”，一直到近代，才出现了极个别的像洪秀全式的科考失意者扯旗造反，而且这种造反的思想基础并不是源于本土，如果没有西方传来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很有可能终生抱恨闱场而想不到创造一个追求人人平等、天下皆兄弟之辈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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