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过：“假如世界已经融合，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我想，在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走上以精神为中心进程中，中国的国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国学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代一般到明清，泛称古代的学问为“古学”。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为了和西学有所区别，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旧学”、“中学”。清代康乾之际，为了和宋明理学有严格的区别，又渐渐称为“汉学”，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戴震、钱大昕、桂馥、王念孙等，他们重考据之学，称为“朴学”，也称“汉学”。到了近现代，出现了“国粹”一词，即“国之精粹”。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提出了“国故之学”，章太炎著的《国故论衡》一书，主要论小学、文学和诸子学，涵盖了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但这本书不太容易读。中学、汉学、国粹、国故等名称都不是总揽全局的概念，最后学者选定了“国学”这一称谓，因为它有纵览诸家、包罗万象之意，这是“国学”一词的大体渊源。
国学在近代，可以说命运多舛。“五四”以来，一批激进的、希望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误区，认为是中国的文化阻拦了中国思想的进步，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他们热切希望中国富强之心是真挚的。可是，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话，完全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欧化的措施，是很危险的。
在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瞿秋白这些人反传统的同时，还有一些坚守中国学术的人，如王国维、沈曾植。
王国维在给沈曾植70岁时的祝祷寿文中说：“窃尝闻之，国家与学术为存亡，天而未厌中国也，必不亡其学术；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则于学术所寄之人，必因而笃之。世变愈亟，则所以笃之愈至。”过去都认为王国维是保皇党，他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27年死去，16年间一直保留着长辫子。他曾任清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即溥仪的老师。但在王国维身上，中、西学交汇融合并生发出灿烂的火花。他是最早将叔本华、尼采、康德思想介绍到中国之人，翻译的文辞非常美妙，他希望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文化有机的结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中，凡是强调个性，强调独立的意志以及赤子之心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尼采曾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里讲到：天才需要具有七个条件，若狂也、若忘也、若游戏之状态也、若自转之轮也、若万物之源也、若第一之推动也、若神圣之自尊也。孔子在宣扬他的中和之道，退而求其次的时候，认为狂和狷还是有优点的，“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这是讲君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他的学术和艺术上，他要忘乎所以。《庄子·外物》中说：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这种游戏的状态是一种心灵的活泼，而心灵的活泼对一个人的学问有极大的好处。若自转之轮，不是跟着别人转，有自己的个性。若万物之源，不是别人做出来以后，他自己再生发出东西。若第一之推动，他在这个领域，一定是开山祖。最后，若神圣自尊，这些人绝对有神圣自尊。在中国的书论中，能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媲美的，仅有孙过庭的《书谱》和刘勰的《文心雕龙》。
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即“先秦之学的生发”，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先秦”一般界定在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
国学是一门融汇百家的开放性学术体系。公元1世纪到2世纪，佛教传入东土，到12、13世纪的时候，印度的佛教早已式微，中国的佛教依然在发展，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所以也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国学的分类
现在谈谈国学的分类，《礼记·经解篇》讲到“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是当时人们所认为最重要的学问，其中《乐经》已经失传。“六艺”仅仅是儒家系统的学术，并不包括其他各家的学术。
到了《汉书·艺文志》，即根据内容进行分类：儒、法、名、墨、道、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这里说的“小说家”，与今天的巴金、沈雁冰、王蒙等作家不同。当时的“小说”是指一种无足轻重之说，甚嚣于一时，可是很快湮灭，未成气候。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汉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一部小说。
还有一种比较智慧的分类方法，就是任继愈先生，他划分了四个文化区域：第一个是鲁文化，代表人物为孔子、孟子等。第二个是“齐文化”（稷下学宫），稷下学宫是齐朝建立起来的，主要研习和传播管仲的法家思想和诸子思想，代表人物为管仲、荀子、邹衍、淳于髡等。淳于髡是滑稽家，非常幽默，滑稽家能够在帝王面前讲一些蕴含政治道理的笑话，使帝王在欢笑中理解这个道理，也是很重要的进谏方法。第三个是关中之学，主要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李斯和韩非都是稷下学宫荀子的学生。第四个是楚文化，主要代表人物为老子、庄子和屈原。我认为任继愈先生的这种分类，是比较有意味的，而且概括性特别强。
中国的著述浩如烟海，《四库全书》共有8万卷，几十亿字，学者就是皓首穷经也无法读完。如《二十四史》中宋濂修的《元史》很难卒读，能够通读并且逐字推敲的，近代只有著名史学家翁独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对《元史》也有深刻研究。
历代认为“前四史”是奠定了中国史学体例的重要著作。“前四史”有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
讲到经史子集，子部和集部里有很多名家的著作，所以很难严格区分。比如苏东坡，在经、史、子部里都有他的著作，“苏门四学士”中黄庭坚的《山谷集》、秦少游的《淮海集》、张耒的《柯山集》、晁补之的《鸡肋集》，都可以在集部里找到。我买了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从中选了800部，要读30年才能读完。今年我已经72岁了，再读30年，得读到102岁，其中的乐趣不可言尽。
中国的古籍在历代流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如王弼的《老子注》有他修改的痕迹。西汉末年史学家刘歆修改《左传》，为王莽复辟制造舆论。再如，《古文尚书》是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在孔子的旧居墙壁里发现的。《今文尚书》是西汉时伏生根据记忆背出来的，是用汉朝的隶书写的。《今文尚书》见于前，《古文尚书》见于后，今、古文《尚书》之争，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这也是国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国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有人提出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我们还研究《易经》有什么用？《易经》不是天命之学，不是神学，它是古代的一个朴素的辩证之学，通过卦辞和爻辞，来说明事物的发展是不停变化的。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恰到好处，过犹不及，最坏的爻可能存在着变好的原因，最好的爻也可能存在着变坏的原因。无论拿到什么爻，它都不提供结论，而只提供你思维的方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有两部悲剧，一部是屈原，一部是孔子。孔子是有大怀抱、大的坚毅精神、大爱支撑着的人，他才能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世上有三种类型的人，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孔子、屈原；一种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螳臂挡车、杀鸡取卵；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如商代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是圣人，不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是愚人，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者是贤人，这里有圣人、愚人和贤人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