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作案空间上，呈现出涉外化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有的腐败分子利用对外经济合作交流的机会谋取非法利益。他们有的把作案地点选在国外、境外，有的腐败分子将赃款转移到国外、境外，有的涉案人员逃往国外、境外，滞留不归。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为港商在内地承揽工程、协调贷款后，收受港商25万美元。原河北省沧州市委书记薄绍铨为港商承揽工程后，让女儿在香港收受港商20万美元，直接汇入其在日本银行账户。原沈阳市市长马向东在香港的秘密账户存有40万美元赃款，中纪委对马向东立案“两规”后，其妻章亚非又将186万美元转移到马来西亚。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得知组织上调查他的问题后，将72万美元、131万港币转达移到香港，存入外国银行，将收受他人的41万美元存到新加坡。在中央纪委查办的几起大要案中还有数十名涉案人员逃往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及香港澳门地区，有的至今未归。潜逃到美国的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早在1996年通过其在美国的亲戚缪某购置了曼哈顿中城一座5层大楼，该楼
www.qidian55.com 房靠近著名的帝国大厦和时报广场，目前，该楼房的市场价值约四五百万美元。据统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大约有4000多名腐败官员外逃，带走大约500亿美元资金。以上特点足以说明目前腐败现象的严重性。这些现象，正降低着政治治理的公正，衰减着行政管理的效率，干扰着市场经济的规则，污染着社会道德风气，威胁着党和政权的建设。为什么在反腐败斗争力度不断加大的同时，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如此严重呢？当然，腐败现象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我们不能期望现在乃至将来能使腐败现象灭绝，但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甚至熟视无睹，并且必须深入分析原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原因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多种因素，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体制存在缺陷。有人说：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当前，社会还处在转型期，旧体制不合理新体制不规范，使得腐败现象仍有滋生的土壤。一是权力运行体制不科学。“议行合一”，权力设置不当，权力分配过于集中。“一元化”领导、“一把手”负责往往变成党委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程维高在河北一统天下，独断专行。用书记的权力插手干涉行政政务；变着法子把纪委书记搞下台；调动司法力量，把郭光允同志关进劳教所；一拍板，就让人发通知把17个县的书记同时给免了。二是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资源要素配置的行政化仍十分明显。所谓的“审批经济”可以一言而概之。这样，审批者难免从理性经济人的本性出发设租获利。李友灿唯一的权力即掌握河北省汽车进口配额的审批。20xx年卖到3-4万元一个，20xx年炒到13万元左右一个。管制和垄断是腐败的温床，它给了李设租捞钱的绝好机会，而且捞得如此容易。如此明目张胆，如《天下无贼》中的台词“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其实，配额亦可拿来拍卖，既可增加国家收入，又能杜绝寻租漏洞。三是财政管理体制不规范。科学合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尚在建立过程中，资金预算缺少刚性，约束力不强，“收支两条线”未能全面真正落实，国库集中支付还处在探索起步阶段。所以，“账外账”“小金库”难以及时发现和杜绝，这些“账外账”“小金库”往往是腐败的源头。有人认为，改革公共财政是政治改革的最佳切入口，是反腐败和加强监督的最好结合点。如预算改革将各级政府的行为细节展现在阳光下，“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四是干部人事制度不合理。尽管我国早已向市场经济迈进，但现行用人体制仍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中转圈。干部选拔缺乏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观随意性大，长官意识多，提名环节不清，考察了解失真。权力来自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口号，以致给跑官要官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从而出现了“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现象。
，把握形势 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