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形势 规范用权自觉做到廉洁从政

    （三）标本兼治，开创了反腐斗争的新路子

    20xx年1月3日，中央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采取有力措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施纲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经验，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明确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提出了有效反对和防止腐败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实施纲要》强调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效能；强调与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强调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治理腐败，注重反腐倡廉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实施纲要》体现了标本兼治、注重治本，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的精神，反映了新形势下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客观要求。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必须继续在加强教育上下功夫，使领导干部自觉拒腐防变，常修为政之德，切实做到勤政为民、廉洁从政；继续在完善制度上下功夫，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法制化，发挥法规制度的规范和保障作用；继续在强化监督上下功夫，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必须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通过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惩治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实施纲要》提出，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充分发挥惩治的重要作用。加大预防腐败的工作力度，决不是要放松惩治腐败的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要继续抓得紧而又紧。进行有效预防本身就要求实行严肃惩治，而实行严肃惩治本身又有利于进行有效预防。要通过坚决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惩处腐败分子，严肃党的纪律，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教育。要针对暴露出来的苗头性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制定规范，堵塞漏洞，发挥办案在治本方面的建设性作用，着力减少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

    二、形势严峻，不容松懈，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出现新情况、新问题

    新时期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止。但是，我国现在仍处于腐败现象的多发和高发期，反腐败形势仍十分严峻。从违纪违法案例分析，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六个化”。

    （一）在金额数量上，呈现出高额化

    腐败分子对私利的追求已从实物形态转向货币形态，已不单单满足于对一般生活资料的占有，开始利用权力采取各种非法手段攫取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有目的地聚敛钱财、积累原始资本。有的高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腐化堕落情节严重、性质恶劣，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在担任省长助理及副省长的四年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544万元，另有161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共计人民币4109万元。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嘉廷在任职期间，受贿折合人民币119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其子接受对方钱物，共折合人民币2049万元；利用职权为其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3000余万元。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非法受贿共计人民币1700万元。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目前据查证已贪污涉案金额达2.5亿元。最近查处的河北省外经贸厅原厅长兼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从20xx年8月到20xx年4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索贿受贿共计人民币4744.44万元，相当于河北省一个中等县的财政收入，平均每月受贿170多万元，平均每日受贿5万元，有一次1670万元放在16外旅行包里，从河北到北京拉了3趟才拉完，而且一个人搬完。李案前，湖北省进口汽贸公司董事长王俊、副总经理马波也因盗卖汽车进口配额受贿、贪污人民币4200万元，原来上千万元的案子，令人咋舌了。李的行径使善良的人们感到自己想象力的贫乏，其受贿金额已经破了“全国纪录”，成为目前全国个人受贿金额最大的案件。

    （二）在职级层次上，呈现出高层化

    由于党中央对惩治腐败始终保持着高压态势，一些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违法违纪案件得到严惩。据统计数据显示，当前的腐败犯罪、犯罪分子的职务呈现高层化趋势。从1993年起,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年递增12%。90年代共有3.2万多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地厅级以上2000多名、省部级以上90余名。从最近两年统计数据分析，20xx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72649件，结案172571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75458人。其中，县（处）级干部6043人，厅（局）级干部411人，省（部）级干部21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共8691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412人，省（部）级干部6人。20xx年，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2032件，结案160602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厅（局）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有4775人。其中厅（局）级干部298人，省（部）级干部11人。

    （三）在范围领域上，呈现出复合化

    腐败活动往往从单一型向复合型转变。过去比较多的是权钱交易，现在已发展到集政治蜕变、经济贪婪和生活腐化于一身。原河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完全抛弃共产主义信念，力求仕途升迁，烧香拜佛，并取法号“妙全”；为满足个人私欲，向6名企业家索要人民币共计1700万元；为方便与“女大仙”相会，专门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在河北省号称“二书记”，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政治上和经济上双重的暴发户，他32岁当上正厅级干部，最终的目标是能成为一方封疆大吏而进入国家领导层。他当时被河北省委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为省级后备干部。在“两规”前夕，还打电话给“大师”问会不会出事？他在经济上的受贿、贪污更是次数多、金额大。

    腐败分子疯狂敛财，与其生活上的腐化有着密切关系。李真为自己配有3位秘书、2名服务员、1个警务人员。另外还有红颜知己。他们国税局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有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有一个极

    （四）在行为主体上，呈现出团伙化

    厦门远华案和慕绥新、马向东、李真、马德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都是典型的“窝案”、“串案”。查处一案，牵出一串，带出一片，呈现出明显的团伙性。如厦门远华案有近200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150多名被追究了刑事责任，包括原公安部副部长、福建省团委书记、厦门市委2位副书记、厦门市委常委、厦门市2位副市长、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厦门海关正副关长、厦门市委政法委副书记，厦门市商检局副局长等一大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慕绥新、马向东案共牵出106起严重违纪违法案，涉及400余人。其中慕绥新先后收受沈阳市48个部委办和14个县市区中的共计62个单位以各种名义送的钱物；马向东收受了186个人的钱物。全案仅司法机关立案侦查的就达84人，包括原沈阳市市长、常务副市长、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3名副院长、市政府秘书长和3名副秘书长以及财政、建委、烟草、国税、地税、国资、物价、电信、土地等9名局长在内的一批中高级领导干部。李真案共牵出48起案件，涉及160余人。原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案，所辖10个县（市、区）主要领导牵涉其中，265名干部涉案，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可以看出，当前一些腐败案件已经呈现出个人的“单打独斗”向团伙性发展的趋势，通过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经济上的金钱关系，腐败分子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五）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隐蔽化

    随着社会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逐步健全和反腐败力度的不断加大，有些腐败现象由直接转向间接，或者打着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旗号，披上“合法”的外衣，更具有欺骗性、隐蔽性。一些腐败分子捞取钱财不单单是利令智昏，一时冲动，而是有计划、有预谋，处心积虑，精心策划。如大搞“曲线腐败”。有的利用职权为家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聚敛巨额家庭财产；有的借国有、集体企业转制、改制之机，通过压低资产评估、滥用担保和投资权利以及企业破产报损等手段，将国有财产据为己有。慕绥新的前妻、女儿、女婿在沈阳注册十几家公司，通过慕绥新手中的权利，聚敛了7000万元的财产。原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凤岐通过为儿子办公司获取500余万元不正当利益，通过为他人办事由其妻子、儿子收受钱财达3000余万元。原深圳市委副书记刘涛利用职务之便，向4家国营企业领导打招呼，使其儿子获得建设工程，从中牟取暴利，其中仅一只项目就轻易获利人民币2000万元。现在还有一些腐败分子为了逃避监督，借机到外地吃喝玩乐，甚至出入色88aa情场所，嫖娼、赌博，搞起了“异地腐败”。有的腐败分子的作案动机更具隐蔽性，大搞“期权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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